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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，纽约的银杏树到了四月才抽芽，于凤至每天早上还是七点准时到办公室，比清洁工还早。詹姆斯已经升了合伙人，办公室里多了几个新面孔——都是闾珣招进来的年轻人，刚从商学院毕业，西装笔挺，说话时习惯把钢笔夹在耳朵后面。

    “夫人，科恩先生上周又送了一张支票过来，说是今年的‘还债’——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亲自送来，今年是他儿子代送的，说他父亲上个月做了个小手术，不便出门。”詹姆斯把支票放在她桌上。

    “什么手术？”

    “说是膝盖，换了个人工关节，现在拄着拐杖，但精神很好。他儿子说科恩先生让他带句话——‘今年利息照付，本金永远不还。’”

    “知道了，支票入账，给他寄张收据回去。”

    詹姆斯应声出去。于凤至把支票放进抽屉里，站起来走到窗前。窗外哈德逊河上的冰已经化尽了，河面上有几艘货轮正在进港，汽笛声低低地压过来。

    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拿起桌上那只铁轮子。铁轮子的边沿被磨得光滑如镜，在窗外的阳光下泛着暗银色的光。多年前闾珣在大连码头把它塞进她手心，后来她在化疗病房里攥着它撑过了最难熬的夜晚，再后来她带着它从纽约飞到台北，又从台北飞回来。她把铁轮子放在床头柜上，准备等闾珣下班回来就还给他。

    下午闾珣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太平洋航线春季运力分配的最新报告。他看见桌上那只铁轮子，脚步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娘，这个——”

    “还给你。在大连码头你给我的时候说，‘等你去美国接我的时候再还给我’。后来我做完手术，你又说‘等你办完事再还给我’。现在事都办完了——公司你接手了，基金会也立好了，该还了。”

    闾珣把铁轮子接过去，低头看了好一阵子。他手指轻轻抚过铁轮子光滑的边沿，抬起头来时笑了一下，眼眶有点红。

    “娘，这只铁轮子跟着你走了这么久——从大连码头到纽约，从雪窦山到台北。我都不记得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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